社会理论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知识论。
[13] 郑贤君：《公民受教育义务的宪法属性》，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1966年《公约》规定：明认个人对他人及对其隶属之社会，负有义务，故职责所在，必须力求本公约所确认各种权利之促进及遵守。
以教育义务为例，教育理念的变迁彰显了平衡人格实现与社会安定的双重需要。例如，根据受教育义务，我国规定《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世界人权宣言》接纳这一思想，第29条规定：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尤有进者，行政机关可奉行积极法律保留，藉由立法机关授权，制定规范命令，具体化社会国义务。[14]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217页。
即不劳动者不得食，杜绝不劳而获，以体现人之固有尊严。自由权的价值追求从属于自由，追求形式平等，且属于消极自由，社会权的价值追求偏重于实质平等和个人尊严，是一种积极自由。《草案》部分内容调整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权力关系 《草案》第6条第4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却未规定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而仅在第51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机关的专项工作报告，这种做法大大弱化了全国人大应有的监督
现就相关的四个问题，提出修改意见与建议。鉴于《草案》存在缺乏宪法依据、有些规定不符合宪法精神等情况，全国人大应根据宪法和十九大报告关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要求，加强对该《草案》的合宪性审查。草案对所谓公权力监察的一些规定，明显不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原则。监察制度立法是涉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属于修宪权而非立法权的功能范围，属于宪法保留的事项。
如果允许在逮捕之外增加强度相当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则必然将与宪法第37条第2款相抵触，使其严格保护公民人身自由的意义大打折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这种监督关系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
在修改宪法以前，制定《监察法》是缺乏宪法基础的，有关机关应回到宪法轨道，体现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由于宪法第三章规定的国家机构并不包括监察机关，监察法的制定还没有宪法规范的依据，因此该条在制定本法前无法写明根据宪法，自我承认并非依据宪法制定。但从目前公布的《草案》来看，《草案》不仅缺乏宪法依据，在内容和立法技术上也存在着不足。《草案》缺乏宪法依据 《草案》第1条规定为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制定本法。
新修改的党章再次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宪法第5条明确规定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各政党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草案》存在 不当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等问题 由于《草案》没有以宪法为依据，在条文中存在不少与宪法精神相违背的规定，特别是某些规定违反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2.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对于《刑事诉讼法》是否适用于监察活动，有权做出解释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党的机关无权作出监察机关不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其判断也是不妥当的。3. 草案排除监察机关调查中的律师介入，损害了公民获得辩护的宪法基本权利。
社会各界对《草案》有着高度的关注。以下举三个例子： 1《草案》第24条所创设的留置措施，虽然在两规的法治化上有所进步，但仍有违反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嫌疑。
监察法的立法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发挥主导作用，根据宪法，严格遵循《立法法》有关法律案提出主体与立法程序，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与十九大精神，以对人民和历史负责任的态度，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使《监察法》的制定成为树立宪法权威、贯彻十九大精神的鲜活的实践。类似与宪法精神不符的《草案》规定还有不少，这里不一一列举。
由于缺乏可依据的宪法基础，这一涉及重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增设新类型的国家机构的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基础就存在问题。如果允许监察机关的留置不受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约束，不利于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不利于落实宪法法律至上的十九大精神。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监察法 。《草案》部分内容调整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权力关系 《草案》第6条第4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却未规定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而仅在第51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机关的专项工作报告，这种做法大大弱化了全国人大应有的监督。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精神，也不符合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维护宪法权威的要求。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该《草案》是在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开展学习、贯彻十九大报告的背景下提出的首个涉及国家政治体制重大改革的法律草案，它的内容与质量关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权威、宪法法律至上等十九大报告精神的具体落实，同时将直接影响公众对于法治中国建设的热切期待。可以说，《草案》没有充分体现宪法精神，没有遵循基本的法治原则，存在着合宪性争议。
全国人大应主导《监察法》的制定， 加强对《草案》的合宪性审查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及十九大报告均提出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我国宪法第62条第11项的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针对法律草案存在一些违宪嫌疑的情况，全国人大可以启动程序，对草案进行合宪性审查，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树立宪法权威，做到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
党员干部以及其他公职人员也是公民，对他们涉嫌犯罪时的人身自由的严重限制，也应遵循宪法第37条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的规定，并严格受《刑事诉讼法》的约束。在当前的条件下，如果出于与未来修宪工作相衔接的考虑，在草案的提出机关及立法机关内部进行研究，属于立法前的准备与工作，并无不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公民的人身自由都受宪法保护，受监察的对象也不应例外。重大法律的制定更应由人大来主导，不能以部门主导。由于全国人大既是立法机关，又是宪法监督机关，由其在在立法过程中对法律草案进行审查是适当的，也是中国特色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应有之义。根据《草案》第12条第1项的规定，人大机关的公职人员也在监察机关的监察范围之内，使得监察机关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有可能凌驾于人大之上，有可能成为不受人大监督的特殊机关。
相关改革的恰当做法是：通过宪法修改的程序，对国家监察制度完成宪法层面的设计，将监察委员会这一新机构明确写入宪法，再由全国人大依据宪法规定制定《监察法》，设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并对相关制度作出规定。但是，作为正式的法律草案提出，并公开征求意见，就属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不尊重，违反《立法法》第3条 立法要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的规定。
无论如何解释，留置的性质与功能均与刑事强制措施相同，客观上造成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宪法第37条第2款规定存在冲突。要求检察机关在作出不起诉决定时征求监察机关意见，有损检察机关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是对宪法第131条赋予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不当干预
当联邦司法系统僭越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权威，当法官用个人偏见与政策代替宪法真实的意思，我们的民主共和政体就会潜藏危机。对于第一个问题，虽然国会创制权利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院界定自由的权威，但是理论上，国会有权界定自由，国会同样有权撤销一项权利。
[25] 中文宪章与宪律一词为萨孟武所创。参见【美】詹姆斯 B. 塞耶：《美国宪政理论的渊源与范围》，张千帆译，载《哈佛法律评论：宪法学精粹》，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8-20页。美国1817年的律师领袖表达了这一思想：如果法院不应该宣布议会立法违宪，除非他们的结论是绝对确定的……且理由如此显然，以至无可怀疑。美国里根时期的司法部长埃德温(Edwin Meese III)说道：在我们的法律体制下只有法律适用者忠诚地解释宪法，宪法才能实现其承诺。
探索本土丰富的宪法资源，使宪法理论更加面对自身，服务于我国实践需求，成为一个日益迫切的问题。[22]整体性是一种独特的政治美德，是以道德理论作为中介的、连贯的、一致的原则共同体，这种连贯的道德原则就是正义、公平和正当程序。
过分依赖抽象理性导致对制定法的漠视和抵抗，法律大厦成为悬浮的空壳，康德(Kant)将这一现象形容为四面临风的高塔，并发出诘问：在法的理念充分抵抗制定法时，恐怕失去脚下经验的沃土，并试图接近（法的）形而上学的高塔。林彦，汤姆.金斯伯格：《立法中的宪法解释：中国隐形的宪法实施机制》，载《美国比较法杂志》Vol.03,2015,p467-492. 在重新分配政府权力方面，例如创建海事法院、扩展现有组织的管辖权如授权国务院批准经济改革和开放的省级规章、创新调整政府关系。
这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而不是资产阶级类型的宪法。桑斯坦(Cass Sunstein)的贡献在于丰富了民主概念，他提出了慎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认为宪法制度的中心是无偏见原则（impartiality principle），司法审查的目的在于通过实施这一原则，免于自治政府沦为君主、自利和多数专断，即宪法恰恰是为了捍卫民主。
